《思考中医》出版以后，有不少学生或同行欲拜我为师，其实我不过是只“纸老虎”，没什么可拜的，你们拜我出于至诚，我拒你们亦是出于至诚，当然还加上了“自知”，自知不足以为人“师”也。今天倒是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我的师父卢崇汉即将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扶阳讲记》，负责人担任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于医而言，卢师是真正的师者！虽因缘所限，不可能人人亲炙，但若能细寻此中义理，其于师愿亦不远矣。
2005年也是藉着《思考中医》的因缘，使我得遇心仪已久的“火神派”传人卢崇汉师，并最终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入室之后，师父或训之以理，或示之以案，虽只是短短数月，但此中领受恐怕只有经历过百折困顿的人方能体悟。今天师父的这部《讲记》问世，我想这对当今的中医界应是一件大事，对许多诚心向医而又苦于没有门径的人更是值得抚额庆幸！既为《讲记》，当然是兴之所至，言之所至，不一定系统，也不一定完整，但亦正因为师处“兴”中，故其“言”也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言。有心人若能循此而入，其于医道将无大碍矣。扶阳基于重阳，亦即以阳为主导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始末。为什么要重阳呢？因为这是生命之所需，社会之所需。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阳气对于人身而言，它是维系生命的根本，其重要性就如自然的天与日一样。天之与日，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呢？《易》里面谈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天的特征就是“运行”，而且是刹那不息的运行。这样一个不息的运行， 它所带来的功用是什么呢？这个功用在乾卦的卦辞里面作了总结，就是“乾，元亨利贞”。乾者天也，日也，亦即《生气通天论》里面讲的阳气也。乾天虽然刹那不息的运行，但这个运行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区域，或四个“所”，这四个“所”就是卦辞里面谈到的“元、亨、利、贞”。运行在“元”之区域或者“元”之所，对应的是春（木）的功用；运行在“亨”之区域或曰“亨”之所，对应的是夏（火）之功用；运行于“利”之区域或曰“利”之所，对应的是秋（金）之功用；运行于“贞”之区域或曰“贞”之所，对应的是冬（水）的功用。所以，阳气或天与日的运行跨越了四个所在，这四个所在分别是元亨利贞，春夏秋冬，或曰生长收藏。而在元亨利贞，生长收藏各“所”之间有一个过渡区域，称之为“化”，坤卦卦辞言“元亨利牝马之贞”，其中的牝马，实际上隐含有这个“化”的意思。化也就是土的功用。届此，木火土金水，生长化收藏之功用已全。而为什么木火土金水称为五“行”呢？于此亦知端的也。实际上“五行”也就是乾天的五个运行区域， 由此亦知五行亦即阳气的五种不同的运行状态。五行， 《素问》“运气七篇”又称“五运”，运之与行大抵相类。张仲景于《伤寒杂病论》序中云：“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故知万类也好，五藏也好，究其根本而言，都只是阳气的不同运行状态而已。同时也就知道了“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这个“所”并非单一的所，而是包括了生长收藏各“所”。这说明了五藏之中不但心以阳为本，其余诸藏亦皆以阳为本。心无阳则无以主神明而为君主之官，肺无阳则无以主气而为相傅之官，肝无阳则无以主罢极而为将军之官，肾无阳则无以主封藏而为作强之官， 脾无阳则无以主仓廪而为谏议之官。此或为力主扶阳者之根本所在，亦为卢氏（铸之）“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之关要所在也。
由此可知扶阳的思想主张及其连带的治病法要并不是一种偏执，而是从生命立极的这个层面去思考以后，得出的重要理念。
我们在不断探索：如何尽可能地’完全还原‘跟师学习、师承教育的全过程？
我们发现：可以用一种现代技术手段，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中医名师每次师承讲解、学术演说，特别是不间断地记录师傅与其弟子的学术对话。对于周易师承而言，重要的不是告诉你一个诊断结果，而是“全面还原”诊断的过程、细节、思考。
中医讲究传承，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吸收了几辈人的真传，医学精华。所以我现在在临床上能够治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并且又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坚实的、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
业医感悟
大家晚上好：，
前不久，我受广西中医学院的邀请，在广西做了几个讲座，据后来得到的信息，都很满意。广西中医学院特聘我担任他们的教授，指导他们的一些工作。在广西，包括他们的老师、同学，现在还在跟我不断地联系。所以，在回来以后，我们基础医学院的领导，希望我也在本院谈一谈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晚上，就在本院，我再来讲一讲。
刚才，我们的赖书记已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本人的一些情况。在介绍情况时谈到了，我除了在学校搞教学工作以外，一直不脱离临床。所以，我就用过去的病案和病例，用一年的病例做了个统计。在开场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谈一下。
一年里，我一共诊治了2745人，一共是20013人次，开出处方20076张。病人的来源除了我们本地、本省的以外，还有部分是外省的，也有从国外来的。那么这些处方里面，为什么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方呢？这是个别的病人，我给他开了两张处方，也就是，他需要有善后处理的，就是病已经基本告愈了，所以多开了一个末药方，病人可以小剂量服用，以巩固疗效。我统计了一下，所涉及到的病种有83个。全年所用药42种，就是20076张处方，一共用药42味。临床治愈率，对于有些疾病，是他自身的临床症状的改善和消失；有一些慢性病，还要西医院校、西医院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的异常，就要这方面的资料，来验证是否是治好了，肝脏功能是否恢复了。
在20076张处方里面，用生姜，一共20016张处方的生姜，这当中还包括了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这当中，20016张处方里面，还包括生姜、干姜或筠姜同时使用，所以，一共占了全年99.7%的处方都用了姜。那么桂枝尖这味药，也就是桂枝，但包括了肉桂和官桂，在整个全年的处方里，一共19852张，这当中，博爱扩了桂枝、肉桂和官桂同时使用，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8%。而附片这味药，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实际上都称之为制附片。在全年的处方里面，一共有19423张处方里面都使用了附片，这当中嗨包括制附片和制川乌同时使用，这占了全年处方的96.8%。
刚才谈了，生姜站99.7%，那么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一剂药在30到200G之间：干姜、筠姜或者是炮黑姜的用量在25到90G之间。桂枝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75G之间；肉桂或官桂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30G之间。当然，也可能在另外的时段，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用的更多的，但在那一年，用的最多的，用肉桂用到30G，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量，一剂药60G，在那一年最重的量是一剂药250G，这是我把一年的情况进行的整理。
我记得在10年前左右吧，学校安排我带一个从日本来的医师，这个医生本身的水平已经非常的高，他当时的年龄比我大，他已经在日本行医20多年。他是三所院校的毕业生，她很早就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了5年的中医，然后优势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的生化学博士，然后有是东京一所医学院校的医学博士，他那一次来四川，到成都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医的临床，就是要看一看四川的医生、老师在临床上怎么样。这个人当时50多岁了，在学习上，他跟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每天出三个半天的门诊。当时一个半天是40到50个病人之间，他通缉了我一个星期要诊135个病人左右，有时达到140多个病人。他每次跟我看病时，他都对病人的病情和服药后的情况进行了解。最后他就在他的手提电脑里面把我的处方处理了，一共700多张方子。一个月700多张处方里面所涉及的病种，按照西医的归类应该是47种病种，那么如果按照中医教材对阴阳理论的认识，证型也相当多，既有阳虚的，也有阴虚的。他进行了统计，结果他发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为什么许多有明显阴虚症状的病人，任然使用了大剂量的姜、附、桂等辛温扶阳的药物组成的方剂，而病人服过以后反而阴虚阳亢的症状得以消除，并没有出现一般中医理论认为的伤津耗液，五心烦热等病情加重的情况。
第二：他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用药的整个数量很少，也就是药味数很少，一张处方也就是五六味药，或者七八味药，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味药，大多数都在七八味之间。
第三：就是整个700张处方里面，一共只用了27味药。
他在学习完了之后，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中医学院一个留日回来的博士当翻译。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效果？为什么这样的辩证和用药？他无法理解。我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楚的。很多疾病，按照他学习的教材理论，他的思路就不应该使用姜、附、桂啊！如果使用了，很可能出现不好的反应，甚至于出现副反应。为什么没有出现？天涯非常关注这一点。但由于他所接受和理解的中医理论的局限性，我无法给他详细谈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很感激，因为他看到了另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他原来只是听说，而后来他亲自看到了这样的应用，在临床上确实能够解决很多用其他的中医理论作为辩证论治的指导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辩证用药？为什么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我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这就引出来这次到广西去，他们希望我讲一讲：为什么我那么年轻就能够诊治那么多病人？为什么在病人中有这么大影响？今天，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称其为“业医感悟”。
我们现在的中医，可以说整个大环境还是很好的，，总医院校每年招生这么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学习中医，在加上政策上也越来越好。在一个呢市场环境实际上也很好，只要你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市场的前景很大！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市场。还是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出生在中医世家，祖祖辈辈行医，从很多现有的中医资料中，比如《德阳市志》已经有记载了，因为清代光绪以前我的祖辈还在德阳，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家族。到我，应该是七代搞中医了。我从几岁开始，由于在那种环境里，从认字就开始接触中医的名词，接受中药的名词，什么是生姜，什么是桂枝，什么是制附片，什么是天雄片，那么写字、认字就从此开始。在后来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就产生了想学中医的想法，并不是我们家的所有人都学医，这要靠自己。我在少年时对中医就特别向往。一直到我十二三岁就开始读一些这要典籍，如《黄帝内经》等，当然很苦涩，因为当时没教材，读《伤寒》、读《金匮》、读《神农本草经》。那么这些都是经典，当时读还不解其义，那只是读。年龄稍大一点后，祖辈们就一条一条地给我讲这些经典，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学习，然后自己再读郑钦安的三部书：《伤寒恒通》、《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为什么要雪郑钦安呢？因为他是我祖父的老师，后面我要谈到这一点。到了我十六七岁时候，我在临床上就可以开方了，可以治一些病了，那时没有职业医师资格的限制，只要能看病，病人愿意找你看病就行，所以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医治了相当多的病人，可能还没有现在在座的同学们年龄大，大概就是刚入大学的年龄，那时我已经行医，现在算起来已经四十多年了。
到了1973年，通过我在家里随祖辈们的学习后，我觉得应该更广泛地去了解整个医学方面的情况，去接受更多的现代医学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身修养，所以我在我大伯父的支持下（我大伯父陆永定，他也是蜀中名医，行医60多年）到了江苏新医学院（新医学院实际上是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合并后的大学，当时叫江苏新医学院）。临行之前，我伯父陆永定和父亲陆永华就嘱咐我要隐姓埋名，一定不要在那个地方抛头露面，要潜下心来认真学习。蛋结果到南京不到半年，也就是不到一学期，就有病人找上门来，为什么找上门来，这个病人原为成都军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成都患病一般找我们诊治，效果很好，后来他调到南京军区当领导，他在南京生了病，又专门从南京飞到成都找我们看，一到成都当然也就知道我在南京了。他到南京后，很快就在学校把我找到了。我只能接下这个病人，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军界的高级领导，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因为那时我还年轻，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吧，南京军区的高级领导居然到学校找一个在读的学生看病，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病人在南京生病时，曾用了中西医的办法治疗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效果，并且还逐渐加重。他患的类中风，也就是口眼歪斜，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针灸、按摩、推拿、吃药什么都用了，后来经过我的治疗，可能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病很快就得到了治愈。这样，治好了这个病以后，情况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很快我就变成了江苏新中医学院一位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在哪儿呢？当时学校对我很特殊，第一，江苏新中医学院，还有江苏卫生厅的领导，他们给我做了一些安排。一个是江苏卫生厅给我了处方权（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学生，是不应该有处方权的）以便能够给一些特殊的领导看病，包括省、市、部队的领导，还有其他一些艺术界的，也包括中西医界的。第二，学校里很多课我都可以不去上，比如体育、政治、军训等，除了专业课，其他的一些不沾边的课我都可以不去上，因为学校安排许多病人给我看。当时除了作为学生上课以外，每天还给我安排20个病人。看这20个病人都是学校规定安排的，凭单位介绍信，再由江苏新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批准，批了以后，再到系办，最后才到我这里看病。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反过来考虑，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是对中医传统理论的接受上，中医理论的认识上，在对疾病认识的指导思想上，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临床上我治的病，由于这一次要讲，我就筛选了一些，我当时到成都中医学院很年轻，1978年就到中医学院来了，当时刚好30岁。一来学院呢，就安排我到附属医院门诊上去看病，并且参加中医教学。我呢就一边教学，一边看病，由于当时临床上出现了很多误会，我想呢，也可以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一下。
当时记得是一个慢性肾炎、肾功能早期衰竭的病人，他是我省某领导的夫人。他的肾功能检查肌酐比较高了，他的尿素氮也是很高的了，CO2的结合率比较低，尿蛋白很高，血液里面的白蛋白很低，球蛋白很高，他的整个肝肾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人最初是找的我们中医学院的一个老教授看的，药吃了很长时间，效果不怎么好。那个时侯，我在附属医院看病，刚开始去，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很快病人就多了，我的号脉必须提前一天才能挂上号，在我那个年龄段的中医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病人，他也到我这里来凑热闹，也非要来找我看。在找我看过之后，当然，我的诊断跟前面的诊断就不完全一样，因为我用了大量的姜、桂、附。那么这个病人通过不到两个月时间的治疗，他的尿蛋白就消失了，他的肾功能就改善了，他的肝功能正常了。这个病人后来又去找那个老教授，这个就不太好了。他把我开的处方拿去找了老教授，老教授看了后说你不能吃这个方子，吃了病情要加重之类的话。但是，老教授不知道，他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效果很好。这个病人最后痊愈了，我又给他治疗了一年多，所有的情况都全部正常了，恢复了健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有往来。
当然，后来由于我们中医学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引起一些误会。在临床用药上，可能没有按照教科书来用药，所以我受到了批评。因为教材上不是那样说的啊，你不能那样用药。再加上那个时侯，我还要带实习生的同学，因此带实习生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遇到什么麻烦呢？同学们都是按照教材上讲的来进行辩证、立法、用药，但是我在临床上给他们说得又不一样，我的用药和教材的出入很大，所以同学们就困惑。因为实习生嘛，他们首先要接触病人，写病历，然后他们要辩证、处方、用药。我开始也有意识地同意他们按照教材的思路来辩证用药，并叮咛病人用药后一定要再来复诊。病人吃了药后效果不好，所以病人又来了，我说我来看吧，完全按照我的思路来辩证、用药。当然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但病人吃了药后，效果很好，但这种办法同学们没有学到好多东西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通过五年的正规教育，学习了中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以及临床个各科的课程，认为应该是这样用药，而陆老师不这样用药，而他们那种方法效果又不好，陆老师的方法效果有很好。他们就觉得要比较一下其他老师是怎样辩证用药的。这些同学就采取什么方法呢，整个楼都是实习生的同学，各科室都有，他们就吧我看过的病人带到其他老老师那里去看，当然其他老师看过之后，提出了跟教材完全一样的观点，跟同学们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同学们高兴啊，因为他们是正确的。“陆老师你看，我们开的方子完全正确，其他老师也是这样开的”。但是，他们没有马上否定我，而是想继续验证我的疗效，所以继续用我的方子。结果按照我的方子用药，病人的病情减轻了，最后好了。那么就导致了学生更加困惑。这是个问题啊，当然，我就给他们解释，学中医可以根据不同的流派来进行辩证，指导临床用药。但是同学们马上就会问，不管你按照什么流派来辩证，也不能把阴虚变成阳虚。阴虚就是阴虚，为什么就变成阳虚了呢？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南京也发生过。在南京的时候，因为我小有名气，经常要请我去会诊。
我记得有一次，去给一个上海来的领导进行，住在某军区医院里边。这个病人是高烧不退，当时年龄接近60岁，是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这个病人高烧40多天降不下来，所在医院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但是没效果。当时我去的时候，医院就给他采取物理降温的办法，就是睡得冰枕，戴的冰帽，全身都附的冰，腋下也是冰包夹起的。当时南京的中医界用的是大剂量清热解毒凉血的药物，因为高烧嘛，体温41℃，连续40天以上，一直不降。口腔、牙龈、鼻腔都在出血，怎么办？那一次会真的场面很大，江苏五所院校都有专家来了，包括部队的军医大、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的专家都来了。那一次对病人最后的会诊结果，他们商讨的办法跟以前还是差不多，用中药，还是大剂量的清热解毒凉血，只是剂量再大了一点。当时，会诊的专家光中医就是七八位，除了我是个学生外，其他的都是中医界很有名气的中医先生，有南京的、苏州的、南通的、徐州的等等。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思路呢，我的思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对这个病人的辩证，我认为还是阳虚！所以就很麻烦啊！病人又在出血、又在高烧，你居然嗨认为是阳虚！那个病人可以说已经麻木了，由于他高热不退，很难办。我根据他的情况用了药，用的是什么药呢，大剂量的附片！我记得用的附片是90G,或者是75G，用了生姜，用了淫羊藿，用了甘草，实际上，就是个四逆汤加淫羊藿。为什么这样用药呢，我提出了我的看法，当然我提出的看法都不会被诊断的老师接受，因为我最年轻，那时候二十几岁，而那些老师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名医，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名医。我认为，只要把阳气固住，这个病就可以挽回。这个阳气一固，阴气一生，那么他的发烧、出血就会得到改善，但是没有人相信啊！最后还是江苏省卫生厅的领导和某某军区医院的领导支持了我，他们认为，就按小卢医生的办法试一试。当时我们江苏新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他也支持我，他就提出来，要用小卢医生的药，希望院方能够配合，万一其他老师，其他中医提出会发生很大的副作用时怎么办？出现大的出血该怎么办？抢救的措施要准备好！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全盘考虑！这个病人当天用了腰，晚上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当晚体温就开始下降，41℃的体温就降到38℃左右。高兴啊，作为医生特别高兴，没有出现大量的出血。到第二天，体温就更降下来了，降到37.5℃以下了，出血完全停止了，全部结痂了，那个处方连续用了三次之后，体温恢复正常。后来这个病人我又给他治了一次，因为他毕竟住的太远了，我又不是他的主治医师，我当时只是解决他的发烧。这个病人烧完全退了，体温正常。
于是，在当时的中医界引起了一些看法，提出看法的有叶橘全先生，他当时是南京药学院的院长，他称得上是中医大师、中医泰斗，他主动约见我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约见我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亲戚一直在找我看病，他亲戚是慢性肾炎。我给他看了三个月以后，他的病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吃了大量的姜、桂、附。叶橘全很关注，因为他过去也给这位亲戚看过一段时间的病。他亲戚是江苏新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当时校内找我看病的老师非常多。那么叶先生见面，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他知道四川的卢火神，他知道四川的用药跟江苏的不一样，跟整个江南的都不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来江南了，那么这个地方的水土、饮食习惯跟四川的不一样，人的体质状况跟四川的也不一样，为什么你还能按照四川的那一套办法来用药？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郑钦安去世后，留下嘱咐给我祖父，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因为一直在四川呆着，不知道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习俗到底怎么样，气候条件怎么样、水土怎么样。所以我祖父在郑钦安去世后，就开始游历四方。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包括两广在内的21个省份，一边行医，一边了解当地的民愤民情和医药知识，尤其是中医用药的特点。他到过上海，到过南京，他认为那些地方同样可以用姜、桂、附。他也在南京治过病，当然那时很早以前，那时光绪年间的事情了。叶橘全先生说：‘那么你们治病的机理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那样用药?’因为他研究了我给他亲戚开的处方，有近30张处方。“这30张处方，用的都是辛温药啊，他的病不应该那样用药，他不应该吃那些药啊！但是他吃了那些药，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任何副反应，反而病情在好转。”作为他来讲，感到非常疑惑，他称得上是中医大家啊！当时我的回答就是：其核心思想就是“重阳”思想，其核心就在于扶阳，另外我嗨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我大剂量地运用姜、桂、附，大剂量地运用辛温药物，那么这些辛温药物所组成的配方的化学结构式是什么？能不能请南京医学院把它研究出来？他说嗨没有办法。就是对这些方、复方的结构研究，他是不是性质改变了，当然那只是一种假设。
那么，为了吧这个问题说清楚，我1975、1976年左右，我给北京中医学院的任应秋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任应秋有一个小册子，叫做《阴阳五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时六十年代出版的，很小，也就是几万字左右。这个册子里面始终强调阴阳平衡，始终动态平衡，一点不能偏，一偏就是病（后来的教材都受他的影响）。那么我在信里面提出来了：阴阳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关系，不管在生理还是病理上都是这样的。当时任应秋先生没有给我回信。但是，当任应秋1980年到了成都时，我找到了他。那一次也是我们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学术讲座，因为当时刚刚召开完科技大会，全国掀起了科技热潮。那一次从北京来了好几位中医界的知名人物，有王小二的儿子王伯岳，有方药中，还有其他的还极为中医名家。那一次任应秋也来了，我去找他。我提到1975、1976年间给他写过信，我给他写过一篇关于阴阳方面的文章，问他收到没有。当时他说受到了，没想到我们在吃呢孤独中医学院见面了。因为那一次他在讲阴阳的时候，他讲到了“阳主阴从”，我就提出“我那个观点，任老你接收了？”他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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